《尚书》的《盘庚》篇中“予一人”的修辞反映了《尚书》的三重叙事结构：一是盘庚对统治权力的强调；二是揭示了因商统治权力的“多”结构而导致的王权的失效和盘庚通过“一”权力之“多”对王权的重建；三是揭示了共同体构成的本质，即共同体是人类实现自我保存的方式，血缘构成有限的共同体，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共存，必须以外在政治原则取代血缘，从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正当性的理想共同体。
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确定性的高度执着，而对具有普遍性和不变性的知识的追求则被视为认识活动的基本目标。作为其结果，在近代出现了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知识体系。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想则在不否认普遍性和不变性的同时，向知识的个体性和可变性保持开放，特别是在与人相关的事务中，自觉追求一种可能的知识，从而为人事中的创造以及人自身的完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下，结合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的优势，创造一种关于人的更完备的知识已经成为一项既有紧迫需要，又有现实可能的任务。
传统观点认为秦朝纯用法术，禁绝百家。睡虎地秦简公布后，学界观点从“儒法斗争”转向“儒法融合”，通过“相似字词比较法”指出秦简包含百家思想。近年又有“学派界限模糊说”“公言说”等。实际上，政治实践与学术思想存在界限，其共同思想渊源是周初发展而来的“一般思想”。诸子并非秦简、秦刻石的直接思想渊源。秦刻石、秦简、秦汉法律及《安世房中歌》可证明政治文化的延续性，但无法推翻“秦汉之际学问衰落”说。“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非说汉武帝用儒家学说治国，是指官学层面，而“霸王道杂之”“儒吏冲突”属政治实践，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行不悖。
白璧德和杜威通过自己的学生，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古典学）出身的白璧德与哲学（现代哲学）出身的杜威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一场美国版的“诗与哲学之争”或曰“古今之争”。双方对人性论、政治体制以及美国的世界政策的不同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美国内部的自由主义路径之争，也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主转型中面临的危机和困难。
G.A.科恩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一书的第十讲《政治哲学与个人行为》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个较为常见但哲学家们并不关注的问题：生活在不平等社会中的富有的平等主义者，有义务将其超出平等分配应得份额的收益捐助给穷人吗？如果没有捐助，他们能为其行为的正当性提供辩护理由吗？科恩列举了九种相关的理由，并对这些理由的可信性做了逐一的辨析和评价。
自由至上主义以“自我所有权”作为立论前提，并认为这一原则直接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洛克意义上的自我所有权是一个人对自己人格的所有权，表现为原始的自我管理权和免于公民服从的自然自由。它并没有在逻辑上涵盖我们对自己可以拥有的所有权利。严格地说，上帝的神圣所有权限制了每个人对自己的处置权利，因此，这是一个比标准理解的自我所有权更狭窄的概念。从理论来源的合法性上看，自由至上主义者无法从洛克的人格所有权直接推出其自我所有权的概念。
针对朝鲜王朝前期士人崔溥《漂海录》的文本考察显示，朝鲜士人在极端异域场域下的忠孝践行具有鲜明的范式特征。其言行并非孤立的道德自守，而是通过政治伦理符号化与家礼仪式具象化，在与中华文明的同质化对标中实现了文化身份的深度锚定。通过构建“忠孝共振”解释框架可以发现，“移孝作忠”机制将个体私域伦理转化为印证中朝文明同质性的公共宣言。对龙王庙拒祭、丧服位阶守持等细节的学理剖析表明，朝鲜士人群体利用对儒家经典的严苛践行，化解了其作为“异域他者”面临的地位危机，实现了在东亚文明版图中的身份认同与文明自觉，佐证了儒家文化的跨域生命力的观点，为理解历史语境下的中朝文明共同体提供了微观行为学证据。
对于理解“汉武更化”及其治道转型，汉武帝策问贤良的诏书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同等重要，而二者对《诗》的引用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视角。在诏书中，汉武帝化用《周颂·昊天有成命》的《鲁诗》诗说，以“夙兴夜寐”表达了他作为“继体之君”的自我认知，在“守文”和“创制”两条治道选择中倾向于后者，并以诗说中的周成王故事为“创制”典范。董仲舒则引《诗》“夙夜匪解”加以回应，利用诗说中的周宣王故事委婉地否定了武帝“创制”的主张，认为当务之急是兴教化、倡德治。引《诗》揭示了汉武帝诏书和董仲舒对策之间隐匿的对话关系，并透露出武帝对治道选择的自我认知和面临重大转型时的困惑。
<正>19世纪中叶以降，王朝政治的运行逻辑、国家与社会的组织方式、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制度安排，都在内外冲击与自我调适中持续重组。政治制度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政体形态与治理结构的更迭，也体现在社会认识框架的更新。尤为关键的是，这种认识框架的更新往往首先呈现为语言层面的震荡，旧词被迫承载新义，新词经由翻译、论争与实践进入公共话语，继而在反复使用中获得相对稳定的语义边界。换言之，制度变革与观念转向并非抽象地发生在“制度史”和“思想史”之中，而是具体地发生在“词语”与“概念”的层面，并通过它们渗入政治与社会的日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