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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和杜威通过自己的学生，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古典学）出身的白璧德与哲学（现代哲学）出身的杜威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一场美国版的“诗与哲学之争”或曰“古今之争”。双方对人性论、政治体制以及美国的世界政策的不同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美国内部的自由主义路径之争，也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主转型中面临的危机和困难。
Abstract：Through their own students respectively,Babbitt and Dewey we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The dispute between Irving Babbitt and John Dewey is,to some extent,an American version of the “dispute between poetry and philosophy” or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From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we can trace the crisis and difficult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c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1)学界不乏讨论白璧德与其弟子关系、杜威与其弟子关系的文章和著作,但这些作品较少直接论及白璧德与杜威的关系以及二者思想关联。孙尚扬在1995年发表的《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一文中明确提到了“白璧德杜威辩论”这一议题。后来,《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派与白璧德》的作者张源重提这一议题,并勾勒了“白璧德杜威之争”与“双方弟子之争”这一镜像关系的大致轮廓。笔者在最近发表的《“人文主义”论争:“白璧德杜威之争”的由来》(《国外文学》,2024年第2期)一文中重点考察了“白璧德杜威之争”的前因后果以及“白璧德杜威之争”与“胡适和白氏弟子之争”的关系,本文是这一议题的最新成果。国外研究界也不乏专门论述杜威思想以及白璧德思想的论著和文章,但较少涉及“白璧德杜威之争”这一主题。最近的研究成果参见Kipton D.Smilie,"Unthinkable Allies?John Dewey,Irving Babbitt and the menace of the specialized narrowness',"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Vol.48,No.1,pp.113-135;Kipton D.Smilie,"Irving Babbitt and the Service-Learning Ethic:An Early Critique of Deweyan Progre ssivism,"Mi 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Vol.25,No.1,Winter 2019,pp.55-61。
(2)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第1页。
(3)关于白璧德与杜威论战的前因后果,参见龚世琳:《“人文主义”论争:“白璧德杜威之争”的由来》,第52-62页。
(1)《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40页。
(1)约翰·杜威:《人文主义之我见》,载《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1929—1930),孙有中、战晓峰、查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本文杜威著述译文参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杜威全集》,行文因需要略有调整。
(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杜威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相反,正如墨菲(Murray G.Murphey)所言,《人性与行为》是对《心理学》的有力补充,它与杜威早期立场相比并没有彻底的转变。
(1)杜威:《人性与行为》,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四卷(1922),罗跃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2)杜威:《人性与行为》,第60页。
(3)杜威:《人性与行为》,第66页。
(4)墨菲在为《人性与行为》所做的导言中特意提示读者,应当将杜威的思想放置到历史语境中理解。虽然对当代美国来说,杜威的人性思想和社会建构方案充斥着模糊、理性和乐观的色彩,但不能否认其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非常激进的。参见默里·G.墨菲:《导言》,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四卷(1922),第ⅹⅹⅰ页。
(1)欧文·白璧德:《民主与领袖》,张源、张沛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7页。
(2)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37页。
(3)欧文·白璧德:《西班牙性格及其他》,周晓薇等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88页。
(4)参见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一章、第三章及第六章相关内容。
(1)参见Ronald Steel,Walter Lippm 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Boston:Little,B rown and Company,1980,pp.16-20。
(2)白璧德:《西班牙性格及其他》,第230页。
(1)白璧德:《西班牙性格及其他》,第232页。
(2)杜威:《公众及其问题》,载《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二卷(1925—1927),张奇峰、王巧贞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8页。
(3)哈贝马斯曾在为《确定性的寻求》所写书评中表示:“作为一位民主思想家,杜威是彻底的平等主义者……对于柏林共和国来说,他也将是一个更好的守护人。”(哈贝马斯:《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童世骏译,载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杜威:《公众及其问题》,第263页。
(2)杜威:《公众及其问题》,第292页。
(3)阿兰·瑞安:《论政治》下卷:《从霍布斯至今》,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630页。
(4)参见龚世琳:《“人文主义”论争:“白璧德杜威之争”的由来》,第53-54页。
(5)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290页。
(1)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238页。
(2)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238页。
(3)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242页。
(4)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126页。
(5)白璧德、吴宓:《欧文·白璧德与吴宓的六封通信》,《跨文化对话》第10辑,2002年,第150页。
(6)杜威:《人性与行为》,第184页。
(7)杜威:《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动机》,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一卷(1918—1919),马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35页。
(1)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75页。
(2)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239页。
(3)杜威:《自由与文化》,载《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三卷(1938—1939),冯平、刘冰、胡志刚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1、65、152页。
(4)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290页。
(1)杜威:《新旧个人主》,载《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1929—1930),第78页。
(2)杜威:《新旧个人主义》,第83页。
(1)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126页。
(2)Irving Babbitt,"The 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ism,PartⅠ,"The Nation(June17,1915),pp.677-680;Irving B abbitt,"The Bre akdown of Internationalism,PartⅡ,"The Nation(June 24,1915),pp.704-706.关于白璧德论国际主义这一话题,参见甘博:《国际主义的“致命缺陷”:白璧德论人道主义》,载《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三联书店,2006年,第49-67页。
(3)参见龚世琳:《“实用主义”如何成为一种“国家哲学”——论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3期,第143-162页。
(1)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143-144页。
(2)张沛:《译者序:民主何以可能?》,载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10页。
(1)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八卷(1915),何克勇译,欧阳谦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2)杜威:《自由与文化》,第157页。
(3)杜威并不始终持有此立场。他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曾认为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参见杜威:《新旧个人主义》,第77页。
(4)杜威:《共同信仰》,载《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九卷(1933—1934),王新生、朱剑虹、沈诗懿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1)阿兰·瑞安认为,虽然杜威随着时代潮流逐渐脱离了正统基督教,但他本人的写作却充满了基督教风格。他的无神论其实是一种“新教无神论”,或者说是一种美国式的“肯定世界”(world-affirming)的无神论。参见Ryan Alan,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New York:W.W.Norton,1995,pp.19-20,268。
(2)保罗·库尔茨:《导言》,载《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1929—1930),第ⅹⅹⅹ页。
(1)白璧德:《民主与领袖》,第106页。
(2)该书虽于1953年出版,但其实是海德格尔在1935年的讲课内容基础上润色而成。
(3)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页。
(4)参见龚世琳:《杜威来华意图考》,《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3期,第138-140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B712.51;I06
引用信息:
[1]龚世琳.白璧德与杜威：自由主义的路径之争[J].政治思想史,2026,17(01):194-213+232.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白璧德全集翻译与研究”(19AWW00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美现代思想转型中的‘白璧德杜威之争’”(E2E417702)的阶段成果
202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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